【王懿麟 專論】
關於中國必須做好備防系統性債務風險和全球政治格局失序的情勢報告
經濟紮根於人民，是國家重要基礎的一個組成部分，國家的力量反映在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上，往往就表現為政治、軍事、文化、思想乃至意識形態和國家政權，這些要素決定了一個國家在整體的力量強弱。經濟基礎的穩定在維護國家力量的鬥爭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與反映國家力量的上層建築休戚與共，維護國家力量的鬥爭由始至終且曠日持久地存在著，而在今天，伴隨著冷戰結束後經濟全球化以及資本主義全球金融體系的更進蔓延，亦沒有一個國家不對經濟建設和金融穩定給予高度的重視，然而只有正確思想指導和最為充分準備的國家，才能夠最終決定這場爭取國家力量更進發展的貨幣戰爭的結局。
對於中國來說，如何取得領先世界的大國主導地位和具有支配性的國際政治影響力是重要的國家戰略目標，這是基於當前乃至未來五至十年的世界局勢所決定的通往勝利的唯一途徑。誠然，中國這個世界人口大國在經濟上取得了看起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中國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有這種經濟地位甚至直接影響那些超級帝國對全球事務的干涉——經濟力量的穩定維繫不僅是對中國本身的福祉，更廣泛意義上也是對世界和平來說至關重要。當然這一力量自身天然所具有的波動性和週期性決定了僅僅仰賴於發展經濟力量去維繫一個國家自身在世界格局中的政治地位是難以持久永恆的，正如或許在經濟增長時期，由於以債務和信貸為主導的貨幣體系尚能維繫其金融的穩定，資本泡沫在國家經濟中佔據特殊的一席之地並非難事（或者說在政府看來它是一個關乎政治性的貨幣政策問題），但是隨著經濟衰退的出現，數以萬億計的資本被蒸發，這種資本泡沫的特殊地位便會隨之消退。也就是說，這種貨幣政策所引發的資本主義市場週期必然造成了這樣一種情況：經濟增長和經濟衰退，並且，不管出於何種原因，無可避免的經濟衰退及其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都會嚴重破壞世界的穩定。
實際上，由資本主義推動的資本全球化會迅速導致經濟全球性的紊亂，更為重要的是：比起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破壞性衝擊，以及一個日趨不穩定的地緣政治板塊所引發的災難性衝突來說，一場業已到來的新工業革命及其所帶來的對於生產關係乃至社會結構的變革將擁有比其他任何一次經濟危機更大地影響世界的未來。因此，中國如何在這一新的世界格局政治力量的變革中取得優勢乃至支配地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必須明確的是，一個作為“追趕者”的中國不占首要地位的原因在於缺乏強有力的思想指導、革命性的創新科技力量（關乎文明進程的方向問題）、作為支配和主導國際事務並制定那些參與者必須遵守的遊戲規則的重要經驗，以及保障一個繁榮、安全、公平以及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世界所必需具備的政治統籌和軍事捍衛力量。
一、即將到來的債務危機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一個更為巨大且覆蓋面積不規則的資本泡沫從資本主義的西方一直延伸到作為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混合的中國，推動：銀行表外業務（擔保承諾、代理投融資服務、仲介服務和其他類）的擴張；萬億規模的國企債轉股和銀行成立資產管理公司（AMC）交叉實施債轉股以及海外投資基金的獨立介入；影子銀行融資管道（信託公司、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AMC等）的規模擴大；超過萬億規模的房地產公司債券發行；對外資進一步開放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衍生品業務、在金融業、製造業、採礦業、服務業等領域更大地開放外資准入，以及支援外資企業在中國主機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市和債券市場融資；央行逆回購（RR）、中期借貸便利（MLF）、抵押補充貸款（PSL）、常設借貸便利（SLF）、短期流動性調節（SLO）、抵押支持證券（MBS）、信貸資產質押再貸款等新型貨幣工具的超量使用；允許地方政府自行發債；推動國企（包括軍工、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領域）的大範圍混改，加快資產證券化進程；諸此等等，為債務信貸和風險金融模式提供了廣闊的舞臺。
據2017年2月28日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資料顯示，中國2016年國民生產總值（GDP）初步估算為74.41萬億元，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38.42萬億元，占GDP的51.6％；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分別為6.36萬億元和29.62萬億元，占GDP的8.6％和39.8％。據財政部相關資訊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7）》有關資料顯示，2016年中央財政債務餘額為12.01萬億元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務15.32萬億，共計27.33萬億元人民幣，占GDP的36.72％；截至2016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232.25萬億元，負債總額214.82萬億元，占資產總額的92.49％；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餘額140.42萬億元，各項貸款餘額106.6萬億元，占存款餘額的75.91％；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餘額2.19萬億元，關注類貸款餘額5.28萬億元，逾期貸款3.24萬億元；銀行業金融機構表外業務餘額253.52萬億元（含託管資產表外部分），表外資產規模相當於表內總資產規模的109.16％。此外，據穆迪2017年5月8日發佈的《中國影子銀行季度監測報告》資料顯示，2016年中國影子銀行信貸規模達到64.5萬億元人民幣，占GDP的86.68％。
看一下這些資料就會知道，債務和信貸主要地推動著中國的經濟增長，或者說控制了債務和信貸資本就幾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我們經濟力量，並使得工業和農業經濟逐漸成為了我們經濟力量比較次要的地位——這在當前全球地緣政治力量維繫極為脆弱且並不穩定的世界格局下是極其危險的。或者說誠然“資本主義的那些最發展形式，實際上只包括一小部分的工業上層，卻還極少觸及農業”，但作為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並有意謀求地區或全球影響力的大國而言，在經濟上放任所有這些可能在戰略上引發政治爭端的重要物資（糧食、土地、工業、核能、礦產、運輸、港口、通訊、資訊等），都是極其危險的。
中國可能陷入嚴重困難的債務危險和經濟衰退，其結果亦可能蔓延性地引發其他領域的動盪，並向那些上層建築傳遞更深層面的政治性風險。原因是：
（一）一個並不成熟且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制度政策保護之下的中國市場經濟正加速併入和擴大由美國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體系範疇（對於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來說，幸運的是一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其政治體制無法同他的經濟力量成為一個整體，這種國家整體力量上的割裂如果不能很好的解決，就很難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主導地位形成戰略或利益的挑戰）。
（二）一個自由主義經濟的開放市場將不再被某一個國家單獨主宰。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拒絕向西方靠攏，而成為一個以強有力的先進實體經濟力量支撐的政治強國，並削弱同資本主義世界具有天然優勢的經濟角逐，或是同美國的主要對手結盟，那麼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優勢地位將得到極大的削弱。出於對這種情況的顧慮，美國需要一個更高超的政治和經濟手段誘使這一國家按照美國戰略家深思熟慮的審慎意願，將一個社會主義的對手納入到自己的遊戲規則和優勢領域中去，並且在這一問題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願意聯合起來的。
（三）中國的製造力量被世界公認有很大的經濟影響，但是受工業基礎的條件制約，其深度有限。新技術領域的跨越性發展意味著中國大部的經濟影響是可以被替代的，而不需要對市場進行直接的控制，並且由於新技術革命的範圍擴大，即使中國這樣一個經濟上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製造大國，亦難以長期持久地保有對世界經濟的決定性影響。
（四）同過去相比，由於對資本主義經濟依存度的大幅提高，中國經濟力量的直接使用往往會受到更大的限制，這大幅降低了其作為政策工具和戰略手段的效用，並且這種力量會隨著國內外市場相互依存度的單方面改變而不那麼有效。從更深層次的經濟含義來看，高度的全球化經濟依存意味著只有一個選擇：即更深程度地融入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從而失去對於經濟主權的防衛屏障，而英國始終堅持保有英鎊的貨幣主權地位而非融入歐元區以及其後的正式脫離歐盟也正是基於這一點。
（五）隨著債務和信貸資本成為取得市場經濟主導地位的重要基礎，債務和信貸問題的危險也從局部區域擴大到全部的經濟範疇。儘管對於中國來說，國家政策層面正涉及有目的地將債務信貸投向實體經濟，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並開始審慎對待那些能夠引起系統性和政治性雙重風險的地方債務，以維護國家利益的穩固。但是，擴大金融對外開放對一個更活躍的債務信貸資本僅僅是起著催化劑的作用，它既沒有能力改變本身的經濟狀況，也沒有辦法去推動一個缺乏活力的實體經濟——當全球經濟同樣陷入這種經濟泥淖的時候。並且在貨幣金融這個全球最重要的經濟競賽上，必須特別注意對系統性風險的備防和國家區域情勢的政治評估，以防止那些聯合起來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可能在未來崛起的一個潛在對手的徹底遏制。
（六）中國在發揮其經濟影響的同時顯然還沒有深刻意識到政治和地緣因素仍然是長期影響國際事務的關鍵要素（不僅僅是出於意識形態上的差異），或者說歷史和地理層面對一些國家的外交政策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中國同周邊鄰國的關係乃是國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單位，儘管戰後世界格局的七十多年當中，各國已大大限制了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對武力的使用，但無論是領土衝突還是局部戰爭仍然是影響和改變一個國家經濟情勢乃至政治狀況的重要因素。由於歷史性的緣故，國家領土面積的大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作為衡量或決定一個國家戰略空間和核心力量的重要基準，一些國家仍然意圖通過以實現領土擴張的方式改變其國際地位和國家戰略縱深的發展空間（包括土地、礦產、港口、運輸、工業、人力等），甚至轉嫁其亟待解決的經濟問題和國內矛盾。更糟糕的是，由於亞洲政治核心力量的缺乏和經濟活力正在更加普遍地下降，那些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優勢正逐漸疲耗殆盡，加上亞洲地區地緣政治板塊的脆弱性，以及潛在衝突和戰爭威脅所帶來的不安全感，這些情況都將為視亞洲事務為其核心利益的美國提供特殊機會，以維護太平洋安全的名義介入干涉。
二、全球政治格局面臨失序
一連串複雜的新形勢正給整個國際秩序帶來嚴峻的挑戰，這不僅來自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部危機，而且全球政治格局的日趨崩壞早在十年前即已開始出現。2007年的美國次債危機使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出現了力量上的短暫真空，不僅美國和整個歐洲經濟情況都虛弱不堪，一些國家陷入混亂，美元國際貨幣體系支配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從而促使一些新的經濟關係和貨幣框架開始成型。毋庸置疑，作為目前看來仍是第一和唯一世界超級帝國的美國依舊是地緣政治的主要棋手，且在全球事務中佔據首要地位，但從長遠看，世界版圖的力量角逐已經開始排除一個由單一佔據支配地位大國的持久存在——也就是說，出於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一個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正在被孕育創造。
如果我們願意矚目於世界的話，就會發現：
歐洲已不再是一個樂觀的前景，相反，他很大可能將成為世界上最為脆弱的地緣板塊之一。一個大歐洲的概念是建立在把歐洲看成是一個具有相同的文明來源、歷史進程，以及大體相近的價值觀和宗教性的基礎上，可以說歐盟和歐元區貨幣體系的建立促進了這種相同意願的共同承擔，或者說是歐洲債務危機同樣提供了歐盟國家以實現相互團結的機會。然而，與一個大歐洲傾向相反的是，歐洲經濟陷入了持久的低波動性，並且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歐洲政府債務的增加並沒有行之有效地保持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誠然債務的增加或許能夠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對經濟狀況有所改善，但仍然缺乏點燃整個歐洲地區的經濟活力（見表）。據歐盟統計局資料顯示：2016年歐盟28國GDP為14.82萬億歐元，實際GDP增長率1.9％，政府合計債務12.39萬億歐元，占GDP的83.5％；2016年歐元區19國GDP為10.74萬億歐元，實際GDP增長率1.8％，政府合計債務9.58萬億歐元，占GDP的89.2％。令人失望的經濟前景不僅引發了2016年6月23日的英國脫離歐盟公投和2017年3月29日英國致函歐盟宣佈正式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脫離歐盟程式，也使得歐洲將面臨自身力量更大程度的分裂（無論是德國和法國計畫組建新的核心歐元區，抑或是法國、荷蘭、奧地利、匈牙利和芬蘭意圖退出歐盟，又或者是希臘、義大利等國家仍舊處在糟糕的經濟景狀中），並且難民問題亦將是各歐洲大國越來越突出的國際和國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