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征
記著名詩人、原《詩歌報》主編喬延鳳
合肥這座前進中的城市正在如火如荼、熱火朝天地進行著大規模開發建設，彰顯著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在這個喧囂繁華的城市背後，卻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數不盡的精彩故事。位於長江中路的安徽省老省文聯大院，有一個名為《詩歌報》的刊物，掩藏在歲月深處。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它在全國詩歌界乃至整個文學界，曾經有過舉足輕重的地位。時光荏苒，星移物換，流逝的歲月淘盡了多少人間滄桑，但卻不能完全淹沒它的光華，詩人們仍會懷著一顆顆虔誠之心，對它深情回眸仰望，常常會情不自禁地懷想起那位高擎起詩歌大旗的歌者——一位與之結緣、把詩歌視為生命、把《詩歌報》當作情人，並為之甘願奉獻一生的著名詩人，他的名字叫喬延鳳。
因種種原因，他早已離開了《詩歌報》編輯部，但是多年來他一直活躍在詩壇，始終竭盡全力創作著詩歌，傳播著詩歌，研究著詩歌，寫了無數精美的詩章，並在詩歌理論上不斷取得新的突破，碩果搖枝。
他的家位於在安徽省文聯大院的一幢六層小樓裡。窗外大樹參天、巨柯濃蔭、蟬鳴聲聲；屋內汗牛充棟、書香四溢。他不僅擁有一間單獨的書房，連臥室內也都塞滿了書刊。除了書，室內竟然沒有一件像樣的傢俱。這個小屋雖然極為普通，卻經常接納來自全國各地的作家、詩人、學者。每逢客人登門，喬延鳳老師（見圖）往往先洗淨杯子，簡單地泡上一杯綠茶，之後，坐下來與客人們促膝長談、娓娓道來，讓客人們靜靜地感受著文學的魅力。喬延鳳身材高大、頎長，說話不疾不徐，尤其對待前來討教的文學愛好者，總是懷著極大的耐心與熱情，願意把自己所知道的詩歌創作的精髓，如實坦誠相告。坐在那裡，你完全可以看出他有著古代文人的風骨和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透著文人的儒雅與浪漫氣質。許多青年才俊一直仰慕他過人的才華和對詩歌的鍾情迷戀，視其為詩歌創作的領路人和人生導師。在與他長期親密的相處中，都能自然而然瞭解他的一些的故事。
喬延鳳是江蘇省句容縣（現為句容市）人，生於1944年，父親抗戰年代投身于革命，任新四軍鎮句縣一區區長，他父親早年曾跟隨抗日烈士巫恒通先生在無錫梅村讀書、求學，巫恒通烈士任新四軍句容縣委書記時，被日寇逮捕，日寇勸降，他絕食而死。解放後，他父親擔任江蘇省句容縣中學的首任校長，1950年調到蘇南行政公署棲霞師範（今南京市棲霞中學）任總務主任。喬延鳳小時候受過良好的學校教育，而且擁有得天獨厚的讀書條件，可以經常出入學校的圖書館。到了小學五年級，他已經將《紅樓夢》讀了兩遍，中學階段又相繼讀了《唐詩別裁》《宋詞選》，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德萊塞《美國的悲劇》、左拉的《金錢》、哈代的小說，以及《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魯迅文集、茅盾文集、郭沫若文集、巴金文集等古今中外名人的優秀作品。大量的閱讀使他對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後來，他被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錄取，並憑藉自己扎實的文字實力，擔任了校報《南師生活》主編，負責編輯部日常工作，看稿、編稿，為《南師生活》和南師校廣播站的長年宣傳服務。其間，有三位老師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位是教古韻文課的教授孫望先生（系主任），另一位是宋詞專家唐圭璋教授，還有一位古文專家段熙仲教授，這幾位老師為他學習古典文學打下了堅實基礎，以至於後來他長期在安徽的幾所大學兼職任教時，遊刃有餘；作為外聘教授，他授課時深入淺出，很受學生們歡迎。他記憶力驚人，不用帶書，很長的古詩文都能夠背誦著講解。他不斷強化自己的記憶訓練，經常臨睡前，將那些熟悉的詩歌、散文，回憶背誦，直到疲倦入眠為止。如果發現有生疏處，不管當時多麼疲憊，總要起床來查核一下。他常說：“教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喬延鳳是一位治學嚴謹的人。
大學畢業後，他任了10年高中語文教師之後，于1981年，調入蚌埠市文聯，擔任《淮河文藝》的詩歌、評論編輯，並兼任蚌埠市文協的副秘書長，因工作能力超群、業內口碑甚好，六年後，他到安徽省文聯《詩歌報》擔任編輯、編輯組長。對於他來說，能夠與自己喜愛的詩歌打交道，絕對是一件幸事，但是他深深地知道，詩歌編輯和詩人是不一樣的，詩人只要寫好詩就行了，編輯除了要有扎實的文學功底外，還要有踏實的敬業、甘於寂寞的奉獻精神。他每天閱讀大量的來稿，將良莠不齊的作品分類、去蕪存菁、挑選出好稿。他對人情世故並不太懂，其詩歌理想是很純粹的、非功利性的，唯好稿是用。初到《詩歌報》時，當時單位內部矛盾重重，幾個人都不上班了。於是，編務工作他承擔了很大一部分，從拆信封、看稿子、到跑印刷廠、看校樣、簽付印、出版，他常常忙到淩晨兩三點。那時候，他隻身一人在合肥工作，生活十分清苦，每天就住在辦公室內，要等所有人（包括來訪的作者）都離去，才能夠休息一下。
為了增加辦報經費，不久，他受編輯部委託，做了一件具有影響力的事，那就是辦詩歌報函授班，學員高達3200名。最輝煌時期《詩歌報》發行量突破十萬份，一躍成為“中國當代詩歌三大品牌刊物”。1990年，《詩歌報》由報紙改為雜誌，不久，便趕上全國刊物整頓，《詩歌報》被列為整頓對象，雜誌頓時失去了報紙優勢，影響面和週期都受到強烈的衝擊，訂戶大量銳減，剩下四萬多份，不得不從之前的半月報變成月刊。
更名後的《詩歌報月刊》由於主編的幾次錯誤舉措和文學一度陷入低迷狀態，處境越來越舉步維艱，乃至入不敷出。到了1995年，訂閱量僅剩下800多份。於是，《詩歌報月刊》開始了長達九個月的停刊，失去了原有訂戶，帳戶上也只剩下2000多元，從此淡出人們的視野。這時的喬延鳳內心異常苦悶，後來，他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沈培新（原省文聯黨組書記、省文聯主席，此時分管省文聯工作）之托，負責了《詩歌報》的復刊工作，擔任了《詩歌報》“執行主編”。為了挽回《詩歌報》，他殫精竭慮、多方奔走。在一無經費、二無訂戶的情況下，要想重新復刊真是困難重重，這時候，許多人對他這樣的努力，不抱希望，面對無數質疑和嘲諷，喬延鳳一言不發，忍辱負重，腳踏實地奮然前行。短短兩個月，他向全國各地發了4000多封信，把所有能找到的詩人、作者和報刊編輯等與詩歌有關的人，一一進行了聯繫，並在全國四十多家報刊同時發佈“復刊啟事”。就這樣，訂單一下子又恢復到8000多份，當時只要訂戶達到5000份，就能夠正常運轉了。就這樣，他復刊一舉成功了，用當時省文聯黨組書記的話說，“又死灰復燃了”（此處加引號），人們又重新看到了浴火重生的《詩歌報月刊》。
《詩歌報》成功復刊後，喬延鳳調整了思路，將刊物定位為與廣大讀者生活更為貼近的刊物，將那些不符合藝術規律、表面先鋒其實是非詩，以及西方那些“現代派”的糟粕、髒話，全部摒棄，讓詩歌與人民的生產、生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成為人們的精神家園，拒絕將詩人引向宗教、引向虛無，還詩歌一片淨土。在滾滾商潮的污泥濁水中，堅持初心，遠離世俗，不賺作者的錢，不發金錢稿和人情稿，強調刊物的定向。尤其關注底層作者的稿件，扶持詩壇新人。在原有編制基礎上，從社會上聘請祝鳳鳴、魏克、藍角、胡興、葉匡政、塗明求等6位兼職編輯，確定了 “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資訊性”的辦刊方針，每年十月編一期“民間詩歌專號”，使得全國各地民刊民報把《詩歌報月刊》當成最大的支持者和神往之地。而且每年推出一期“新人新作”專號、“校園阿波羅”專號、“愛情詩”專號、“女作者作品集”專號，開闢“十支銅號”、“世風民情”等專欄，為詩壇培養了大量詩人。同時增強了“繆斯信箱”欄目，選發一些水準不高，但有個別精美的句子的詩歌，並在作品下面留下作者的姓名和聯繫方式，使得很多基層作者通過這個聯繫平臺，相互建立了友誼，甚至產生愛情。備受詩人們歡迎的欄目 “月桂樹下”，則是基層無名作者與編輯部的“對話”的講壇，注明通訊名址，為詩友們建立聯繫檔案、進行相互交流提供了便利。為了拓寬詩歌創作道路，《詩歌報》有了自己獨特的“發明”——發表作品時，同時刊發作者的詩歌隨筆和詩歌理論，這一做法後來被一些刊物紛紛效仿學習。
就這樣，《詩歌報月刊》在喬延鳳的努力下一直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1997年到1999年，《詩歌報》重現了昔日的輝煌，在詩歌界影響巨大，越來越備受人們關注。喬延鳳看著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得到回報，不管社會事務再多，都要靜下心來認真處理每一篇來稿，有時候吃過晚飯還要繼續加班，常常一忙起來就到了十一、二點，星期天也要到編輯部選稿編輯。他堅持嚴肅的詩歌用稿原則，即便是很有影響力的詩人，寄來的稿子，如果品質不過關也堅決不予採用，以免誤導詩壇。他雖然贏得了同仁的敬重和廣大詩人的欽佩，但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認為他不近人情，不食人間煙火。此外，在推進中國新詩進程中，他不盲目搞外國的現代派，而是主張建立中國自己的詩歌體系，不摒棄中國詩歌的優良傳統，同時也吸納外國現代詩歌中一些優秀的元素，還把五四以來的臺灣詩、港澳詩、民間詩等都作為中國現代詩歌創作的參照系。
受社會上商業大潮的不斷衝擊，很多人紛紛勸說喬延鳳搞創收，但都被他一一拒絕了。比如舉辦一些函授改稿會，他都是先找社會支持，參會的學員只需自付車費，吃住參觀等費用一律免除，臨走時還得發點紀念品，所有這些費用都是由雜誌社安排支付。《詩歌報》曾連續組織三屆“金秋詩會”（1996年、1997年、1998年），在國內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函授改稿會也開了兩次（1988年、1996年）。1997年，在杭州舉辦“愛情詩大獎賽頒獎”也是由《詩歌報》雜誌社支出費用。1997年，《詩歌報》在廈門舉辦詩會，與會人員吃住花銷全為免費。
《詩歌報》除了培養了一大批詩作者以外，理論方面不斷探索，碩果累累，選發了很多優秀理論文章，改變了當時評論界與詩歌脫節的狀況，具有導向性、前瞻性、號召力和凝聚力。當時在中國詩歌評論界，不少評論者自己並不寫詩、圈子小、學院式，與詩歌作者之間有距離，寫詩歌評論僅憑主觀臆想，往定先下的框子往裡死套，詩歌理論僵化呆板，與詩歌創作不能同步。而《詩歌報》十分注重實踐和理論相結合，為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詩人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喬延鳳憑藉自己的努力給了《詩歌報月刊》以全新的風貌，經常有全國各地讀者紛紛前來編輯部，甚至有些人可以用“不遠萬里”“跋山涉水”等詞語來形容。萬千讀者與《詩歌報》有感情，也與喬延鳳老師結下了深情厚誼。《詩歌報》因其正宗、主流，有感召力，青年詩人無不把她當做朋友和精神家園。在1997年的全國詩歌報刊交流會議上，《詩歌報》在整個詩壇上的位置是很明確的。張新泉、葉延濱、喬延鳳有一個共識：“三足鼎立”各有特色——誰也不能取代誰。《詩歌報》特點是探索性、青年性、民間性，《星星》居中，《詩刊》因其特殊身份，似乎排名靠前，處於老大的位置，但業內人士卻不這麼認為，把它們看成並蒂盛開的花朵。
然而，正當這一切都朝著好的方向發展時，厄運突然襲來。1999年初，一個震驚詩歌界、波及整個詩壇的大事來臨。那就是《詩歌報》被迫停刊，原是省內政壇、文壇人事、體制糾葛等矛盾激發，造成了這種《詩歌報》一觸即潰的局面。
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詩歌報》起而抗之，一則聲明引發全國詩歌界輿論大嘩，並聯名簽字，隨後多家刊物發聲呼籲。
此事件，雖然著名詩人曾卓、蔡其矯、綠原、舒婷等34人都聯名呼籲了，連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都給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回良玉寫了信，要求保護詩歌報，回書記也親自批示：“要保護詩歌報，保護詩歌報負責人。”中宣部在內參《國內動態》上，也點名披露了此事，但最終還是抗不過地方行政勢力，《詩歌報》最終被強制停了刊。
眼看著多年心血付諸東流，這象徵著公平公正、象徵著神聖和諧的《詩歌報》就這樣永久消失了，喬延鳳心痛不已，他仍舊堅信，詩歌報總有伸張正義的一天。
隨後他被安排到安徽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工作，任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擔任《文藝百家》執行主編，但他心中的詩歌夢想一直未滅。
兩年後《詩歌報》幾經折騰“復刊”為《詩歌月刊》，但物是人非，辦刊的宗旨、理念不復存矣。隨後他前往南京老朋友創辦的刊物《揚子江詩刊》編輯部，在那裡“文化打工”，繼續編織著自己的詩歌夢想。然而因為跨省，編制難以解決。在那裡他過著清貧、窮苦的文人生活。
儘管喬延鳳多方奔走，天涯處處覓知音，然而在經濟大潮衝擊下，還有誰會關注詩歌的走向呢？更有誰對詩歌堅守本真之心，去構建中國現代詩歌體系呢？人世浮華，英雄遲暮，他一顆滄桑之心疲憊不堪，但他仍盼望著能有人為他奉獻了一生的詩歌事業帶來一線光明。他身上那種知識份子骨子裡的剛正不阿、不隨濁流、不屈不撓、無私奉獻的精神風範，卻一直長存在天地之間，留在廣大詩人的內心深處。
如今喬延鳳退休多年，孩子遠在國外，他常常孤身一人於慢慢長夜面對青燈伏案寫作。憑著在文壇的身份與地位，他先後在安徽大學、合肥師範學院、合肥學院、安農大學涉外經濟學院、安徽新聞出版學院、省直電大等眾多高校任教過，所授課程很多，他善於將自己親授過的各門課程融會貫通，一些基礎課，如《藝術學概論》《語言學概論》《美學原理》《教育學》《心理學》《古文字學綱要》《歐美文學簡史》《20世紀外國文學》等，他都講授過，對這些相互關聯、相互滲透的知識，他都潛心研究，他的課，不僅深受學生歡迎，而且對他一直研究、創作詩歌，也十分有益，奠定了深厚廣博的基礎，他的詩歌理論研究也愈見精湛了。
他同時還兼任著合肥市文聯的刊物《未來》的工作，負責每期刊物的把關校對。
工作之餘，他經常扶持一些年輕詩人，為他們指點迷津，幫助他們出版詩集，代寫書序。同時應邀為一些全國性的大型文學期刊撰寫詩歌理論文章。
隨著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重視《詩歌報》當年的地位和影響，國內一些文化機構也將《詩歌報》當做重點研究物件。喬延鳳為此開始系統地整理《詩歌報》的相關資料，編輯出版了《封二作品集》《愛情詩作品集》《十支銅號作品集》等幾部文獻資料，並親自撰寫前言，整理相關理論文章，除了這三本書的編纂，他還積極參加各種文藝活動，並為一些省內文藝活動進行詩歌講座，應邀參加省內外的文學活動等。
《詩歌報》的猝然倒下，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安徽文壇、中國詩壇最大的憾事，是中國詩壇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其中的人事糾紛錯綜複雜，難以理清，唯獨剩下這位信念執著的老詩人帶著無盡的惆悵和希望，繼續朝前艱辛地跋涉。《詩歌報》歷經15年風雨數番起落，如同一座璀璨的燈塔閃耀在詩壇，點亮無數青年的文學夢想，吸引成千上萬的詩人朝著詩歌的聖殿堅實地邁進。作為《詩歌報》的靈魂人物喬延鳳依然執念，不顧古稀之年奔走呼號，希望發揮餘熱，貢獻自己最後的力量。《詩歌報》停刊十餘年了，仍有人說“那盞明亮的文學之燈仍在亮著——不在具體的安徽省文聯大樓，而在萬千詩人的心裡……”
一次，筆者與幾位青年詩人拜訪喬延鳳老師，臨走時，有人提議想與喬延鳳老師合個影。喬老師笑了，說要打扮打扮，不大一會，只見他戴著一個墨鏡從內室出來了，衣著是那樣簡單、樸素，與代表著時尚美的太陽鏡形成鮮明的對比。離開喬延鳳老師，大家無不唏噓不已，有人感慨地說：“像喬老師這樣做了十幾年主編的人，居然生活得這麼清苦，恐怕世上都難以找到了。”說著，這位朋友眼裡閃動著晶瑩的淚花。
喬延鳳除了做編輯、授課、參與一些社會活動之外，還長期堅持業餘創作，先後出版《蝴蝶傘》《再生之蝶》《喬延鳳詩選》《西山飛黃葉》《喬延鳳散文選》等十多部詩文集。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他是位極富正義感、事業心、責任擔當與堅守道義的詩人。在對歷史與現實的審視中，他能夠保持冷峻的思考，堅持著生命的正義與人生的理想，除了對人生信念的堅持恒久以外，他的志趣和尊嚴，也不只是在文學作品中貫徹裡，還表現在他的言行中。
房間裡除了擁有大量的圖書，喬延鳳可謂家徒四壁。在他的牆上懸掛著這樣一副書法，那是書畫家陶天月先生為他書寫的喬延鳳創作的一首小詩：“鳥和穀粒/在一陣風裡/秋天到了/都說一片葉子透露的/其實葉子能說什麼？ /季節不可挽回地流轉/樹能說什麼？”
這首詩雖然沒有明確說什麼，但卻坦露出他的心聲，這是一位詩人對大自然的無比熱愛留戀，也是對生命徹切的感悟，一如對《詩歌報》命運的哀歎和對逝去流年的無奈。儘管一切不可挽回逆轉，什麼都不再說了，但我們從這首他最喜愛的詩歌裡，仿佛看到了一位詩人，站在廣闊遼遠的地平線，朝著遠方一路行走且吟哦的身影！